花海出土的汉代简牍新探

来源:嘉峪关日报2018年09月28日字体:

1977年8月,在玉门花海农场的一处烽燧遗址中出土了93枚有字木简,其中包括一个习字用的七面菱形觚。觚截面接近圆形,长37厘米,习字共212个。从内容上看,可分两部分。前半部分133字,抄录了一则汉代前期某皇帝的遗诏,后半部分79字,为一份书信,内容与诏书无关。诏书内容如下:

制诏:皇大(太)子:朕体不安,今将绝矣!与地合同,众(终)不复起。谨视皇大(天)之笥(嗣),加曾(增)朕在,善禺(遇)百姓,赋敛以理,存贤近圣,必聚谞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胡侅(亥)自氾(圮),灭名绝纪。审察朕言,众(终)身毋大(己)。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绝矣。告后世及其孙子(子孙):

忽忽锡锡(惕惕),恐见故里,毋负天地,更亡所在,去如舍庐,下敦闾里。人固当死,慎毋敢佞。

诏书是转抄件,错别字和假借字较多。这枚觚当是烽燧某戍卒反复摹写、笔削过的一篇练字的习作。诏书文字具有早期隶书的特点,并含有相当浓重的篆书意味。文体基本是四言韵句。大意是一个身染重疾的皇帝临终前教育太子要以胡亥为戒,终生不得疏忽,务必善遇百姓,轻徭薄赋,存贤近圣,表教奉先。

遗诏的出土,大部分学者认为,该遗诏是文献中屡曾提及的武帝遗诏。主要理由有:(1)据同出简中“元平元年”的纪年,此简为武帝二年遗诏的可能性较大,元平元年是公元前74年,武帝立遗诏的后元二年是公元前87年,两者相距不远。(2)从文体上看,与《史记·三王世家》所载武帝册封三王诏书的文字相近。(3)从目前传世文献可知,西汉武帝及以前,皇帝病危临终而遗诏托孤者唯武帝一位。(4)武帝晚年,继承人问题几经反复,甚至在征和二年(前91)激出巨变,爆发巫蛊之祸,最终武帝确立童稚之年的昭帝为继承人,但始终放心不下,此简中皇帝对太子的担忧之情与武昭之际的情形相仿。

然而,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不能因为文献未提及其他皇帝临终托孤事就排除其他皇帝遗诏的可能性,根据所谓的文体和其他简的纪年来推断,该遗诏并不能确定是武帝遗诏。同时,由于遗诏中较少儒家说教、对胡亥亡秦之鉴予以强调,以及从皇帝告诫太子之言可以推断太子当非小孩等因素,学者推论此遗诏有可能是汉高祖刘邦留给汉惠帝的遗诏。

从遗诏文字来看,当属汉初。从内容来看,遗诏与汉初诸帝的历史形象基本一致。至于立遗诏的皇帝,由于遗诏中没有非常明确的时代信息,故只能依靠猜测。如果将遗诏时代限制在西汉前期昭宣之前,即排除了宣元等帝的可能性的话,从遗诏内容及相关语言环境来看,遗诏的主人有可能是汉高祖刘邦、汉文帝刘恒和汉景帝刘启,绝不可能是无嗣的昭帝刘弗陵和吕后当政时所立的二少帝,也基本不可能是惠帝刘盈和武帝刘彻。惠帝壮年离世,据《史记》,惠帝离世前已经自暴自弃,朝政基本由吕后把握。惠帝死后,继承人年幼,朝局也一直由吕后掌控。惠帝一朝,其本人对政局的影响可忽略不计,故《史记》中竟没有惠帝的本纪,而以《吕太后本纪》概括之。故惠帝立遗诏的可能性不大,即使有遗诏,考虑到太子年幼和强母吕太后的存在,估计也不会提及太多的治国之道。

至于排除武帝,有以下三点理由。第一,《汉书》载武帝遗诏文凡五处,虽都记“受遗诏辅少主”,但对遗诏内容却只字未涉,如果七棱觚文果真为武帝遗诏,以其流传之广,内容重要而言,有“历史良才”的班固不可能弃而不录。如果七棱觚文果真为武帝遗诏的转抄件,那么武帝遗诏的原件必定会保存在皇家档案馆里,班固在修撰《汉书》时充分利用了当时的皇家档案资料,他应能看到武帝遗诏的原件,但为何缺而不载呢?事实上,所谓的真正的武帝遗诏并不存在。

事实上,武帝的确在病危之际,于卧榻口谕霍光、金日磾等人扶立少主,这口谕便是班固所认为的“武帝遗诏”,因无文字实物凭证,故而《汉书》仅记“授遗诏”,对其内容只字未提。

第二,七棱觚文字不符合武帝诏告幼子的口吻,与武帝的文章风格迥异。在《三王世家》封策文中,武帝告诫三子时分别使用“小子闳”“小子旦”“小子胥”“悉尔心”等词,这种口吻完全符合父亲的身份,或直呼其名,或用“尔”代之。如果七棱觚文果真为武帝所作,那么这些特征便会在觚文中有所反映,但事实并非如此。觚文“告后世及其孙子(子孙)”使用“其”来代称昭帝,这不符合告诫儿子的父亲的口吻。以理推之,武帝昭告幼子时可能使用“尔”来代称昭帝,但绝不可能使用“其”。同时,七棱觚文援引“胡侅(亥)自氾(圮),灭名绝纪”事来告诫幼子,他果真要告诫幼子的,充其量只能是以幼小的成王而不是成年胡亥为例。刘弗陵8岁即位,周遭权臣林立,武帝在弥留之际考虑的不应该是以后会不会成为一代明君或如何成为一代明君,而只能是他能不能坐稳皇帝宝座,将刘姓皇统传承下去。故如果武帝真要给太子留遗诏,内容也不会像简牍中所言都是治国之道,而应是其他内容。且武帝晚年悔征伐,故曾下轮台罪己诏,如简文真是武帝留给子孙关于治国的遗诏,其中应不乏与《轮台诏》相似的悔过、罪已内容。通过简文丝毫看不出武帝的悔过之情。以情理推论,武帝在临终之际果真要告诫幼子,那么他势必要托付许多大事,势必要告诫幼子如何应付虎视眈眈、觊觎皇位的长兄燕王旦、广陵王胥的不臣阴谋,势必要告诫幼子如何处理同霍光等顾命大臣的关系,然而七棱觚文却只字未涉,故分析武帝晚年情势,此遗诏不会是武帝遗诏。

由上可见,七棱觚所载绝不是武帝的遗诏,而是出于他人之手,考察当时的政治形势,敢托武帝口吻拟作遗诏者,只有霍光等人,因为当时“大将军光秉政,领尚书事”“帝年八岁,政事壹决于光”。武帝猝然撒手人寰之际,新立幼帝难以有效控制天下局势,甚至广陵王等人阴谋夺位,昭帝和霍光等人受到各种势力的猜疑和攻击,为了有力回击朝野内外流传的“少帝非武帝子”“立者乃大将军子”“上弃群臣无语言”“安得遗诏封三子事”等谣言,摆脱眼前的政治危机,从而巩固昭帝的统治地位,于是霍光便以武帝口吻拟作了这份所谓的“武帝遗诏”,并公布全国各地。

第三,从武帝立弗陵为太子到病逝,前后仅两天,病情危急,时间仓促,不可能有遗诏之事。然而七棱觚前半部分所载133字,也仅是诏书的一部分而已。说明整个诏书是一篇不短的文书。再者,武帝染病后,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不仅要诏告太子、病榻托孤,而且还要忍受病痛折磨接受治疗、静息养病,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来写“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这样一篇语重心长、颇具文采的遗诏呢?

由上所述,把七棱觚所载看作是武帝遗诏的抄件,把七棱觚称作是武帝遗诏觚,都是很成问题的。

至于此简牍有可能是汉高祖制作的遗诏,理由是,遗诏中讲的都是治国之道,一般来说能接受并理解此诏的太子应非幼儿。故西汉高祖、文景二帝皆有制此遗诏的可能。但通过简文中皇帝对太子无微不至的谆谆教诲,似乎又可能看到皇帝对太子治国能力的不信任,如此推测则汉高祖制诏的可能性最大。众所周知,刘邦一直不看好太子刘盈,认为不类已,多次想废掉,但由于吕后及张良等重臣的坚持,最终未能实现废太子的愿望。

简牍遗诏最后讲道“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告诫后世子孙“毋负天地,更亡所在,去如舍庐,下敦闾里”,并强调“人固当死,慎毋敢佞”,这与刘邦的豁达形象是一致的。

简牍内容、语境与汉高祖晚年情况相类,故此遗诏很可能是高祖遗诏。如推断成立,遗诏对我们了解高祖晚年政局、把握汉初形势就有极高的价值。即使我们不推断遗诏的主人,只将其当做汉初某位皇帝的遗诏来看,也可了解汉初皇帝遗诏的文体形式,可以发现汉初诸帝勤政爱民、力图大治的拳拳之心,对我们研究汉初政治史仍是极有价值的史料。

古戍苍凉,往事悠悠,一段红柳木,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遐思。

作者:陈彦友 责任编辑:李沛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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