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峪关诗话(三十六)

来源:2018年09月18日字体:

嘉峪关诗话

(三十六)

周大成

游千佛洞

汪漋

古郡敦煌远,幽崖佛洞传。

建垣新日月,访胜旧山川。

窦启琳宫现,沙凝法象填。

神工劳擘划,匠手巧雕镌。

排列云迢递,嵌空境接连。

金身腾百丈,碧影肃诸天。

贝叶双林展,维摩一榻眠。

威尊龙象伏,慧昭宝珠悬。

大地形容盛,灵光绘画宣。

庄严挥四壁,妙善写重巅。

门拥层层塔,岩盘朵朵莲。

恒河难指数,法界岂云千。

侧立衣冠伟,分行剑佩联。

炫奇疑异域,缔造自何年。

宗子唐家继,西凉李氏延。

但誇衹树景,不惜水衡钱。

霜雪时频易,兵戈代屡迁。

汗尘迷净土,战血染流泉。

阒寂凭谁顾,摧颓实可怜。

兹逢清塞暇,闲眺化城边。

色相嗟多毁,丹青讶尚鲜。

问禅无释侣,稽首冷香烟。

字落残碑在,丛深蔓草缠。

徘徊荒刹外,怀往意悠然。

这是一首描写敦煌千佛洞精美壁画和造像的记游诗。千佛洞是莫高窟的俗称,建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历经北凉、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近一千年的发展过程。现存洞窟492个,窟内共有壁画45000平方米,彩塑造像2400余身,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佛教艺术宝窟,1987年与嘉峪关同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为人类珍贵文化遗产。

作者汪漋,满洲镶黄旗人,安徽休宁(今安徽芜湖)人。康熙甲戌(1694年)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编修、侍读学士,参编《佩文斋群芳谱》、《康熙字典》等。雍正间任广西、江西等省巡抚。曾督修两淮高家堰及浙江仁和、海宁海塘等江南水利工程。多次在河西、新疆任职。雍正四年(1726年)以光禄少卿奉命负责督建瓜(安西)、沙(敦煌)新城及关外各城堡。雍正六年(1728年)新城告竣,写了《游千佛洞》诗并题于洞窟壁上。

这首诗的大意是:古郡敦煌山川灵秀,荒僻岩崖开凿宝窟。受命督建瓜、沙新城,城工告竣访幽探胜。一朝洞开琳宫忽现,,佛地惨淡流沙堵塞。神工巧匠擘画雕镌,排排洞窟蜂巢相连。大佛金身九层百丈,群仙身姿振肃天界。释迦涅槃菩提树间,维摩安眠卧榻之上。修行罗汉力比龙象,宝珠四射智慧金光。四壁图案灿烂夺目,精美壁画登峰造极。宝塔莲房庄严肃穆,展现三千大千世界。侧立菩萨气度娴雅,佩剑武士勇猛威严。炫奇图象疑为异域,何年开创经营缔造?西凉李氏广修功德,溯源大唐皇室宗亲。一朝易代战火频催,佛门净土惨遭破败。塑像损毁壁画破残,莫高宝窟久失香火。残碑断碣埋于蔓草,对此荒刹犹思徘徊。

千佛洞位于敦煌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与三危山之间的崖壁上。第一个开创千佛洞的是十六国前秦时的僧人乐僔,时间在前秦苻坚建元二年(366年)。后来又有个法良禅师在乐僔开的佛窟旁开凿了第二个石窟。此后到这里朝拜的香客、僧侣渐渐增多,纷纷在这里开窟、造像、建寺。到唐代最盛时,莫高窟已有“窟龛千余”。

敦煌莫高窟艺术作品主要是彩塑和壁画,艺术造诣极高。塑像大都能根据人物的身份、年龄、心理等特征,恰如其分地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刻划内心活动,令人感到生命在泥土里跃动。如菩萨彩塑袒胸露臂,风度娴雅,面带微笑,又似在沉思。天王塑像显示了男性的健美、威严,俨然古代的武士形象,令人望而生畏。再如释迦牟尼的明哲睿智,迦叶的天真纯朴,阿难的深沉世故……莫高窟所有的人物造像一个个灵动飞扬栩栩如生,与其说是天界的神灵,还不如说是现实社会中有血有肉的人。

莫高窟的壁画内容复杂形式多样,有佛说法图、佛传故事图、神话人物图以及山水、建筑、装饰图等,人物形象鲜明,构图生动形式自由,是古代劳动人民匠师的伟大创造。这些佛教艺术通过这些古代艺术家的彩笔,构成了一幅幅富有人间气息的动人作品,处处闪耀着天才和智慧的光芒。壁画中有许多反映生产劳动、政治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画面,具有很高的美学和史料价值。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尤其美妙瑰丽最为动人。轻盈的飘带,随气流旋转,使这些美丽活泼的形象遨游天空,姿态轻盈,无与伦比。

两宋以后,由于海上交通日益发达,中国和西方各国的往来多走海道,陆上“丝绸之路”慢慢失去其重要地位。到了明朝嘉靖年间实行“闭关绝贡”,统治者放弃了嘉峪关以西的地方,敦煌城成为边外荒凉之地,与内地完全隔绝,莫高窟也随之在人们的记忆中淡薄下去,无声无息地躺卧在西北边陲的沙漠中度过了三百多年。直到公元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莫高窟发现石室藏书才一举轰动国际学术界,成为世界所瞩目的一颗东方光亮的宝石。这是莫高窟的幸运,也是莫高窟的厄运。因为当它一旦为世人所知的时候,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魔爪便立即伸进他的胸膛来了。

宋代景祐二年(1035年),党项族西夏国王李元昊进袭敦煌,莫高窟的寺庙僧众避乱他乡。临逃之前,他们把不便带走的佛像、经卷、绣画、文书、杂抄等物件封藏在一个洞窟的复室里(即今编号为莫高窟第十七窟),再在外面砌上墙,并把泥壁涂抹整齐,绘上壁画,做了精细的伪装。后来战乱平息,逃难的僧人却一去不复返,这些稀世之宝就在黑暗的复室里隐藏了将近900年。直到公元1900年,这批藏经及重要文物被一个庸俗不堪的王道士偶然发现。王道士名圆箓,原籍湖北麻城,因家乡遭灾,逃难辗转来到甘肃酒泉,在敦煌出家当了道士。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正在清除石窟甬道的积沙,墙壁由于失去多年来外加的支撑力量,裂开了一条缝,隐约窥见里面藏有东西。便挖开壁缝,现出了一间黑暗的石室,高约160公分,宽约270公分,里面堆满了古代有关宗教、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珍贵文物约五万件。由于其中大部分是佛经,大家就把这个密室叫做“藏经洞”。

藏经洞的发现引起了帝国主义分子的垂涎。丝绸之路上外国魔鬼的黑手纷纷伸向了敦煌。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桔瑞超、俄国人鄂登堡、美国人华尔纳先后用种种卑鄙手段盗去了大量珍贵文物,使中国文化蒙受了一次巨大的损失。

敦煌文物被劫掠以后,敦煌的名字响遍全球,研究敦煌文物形成了一门世界性的显学—敦煌学。敦煌学的研究至今已有八十余年了,在这期间,国内外学者尤其是中国、日本、法国、英国、美国、印度等国学者勤奋努力,做出了贡献。建国后,敦煌学的研究别开生面,在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几代学者孜孜不倦的努力下,敦煌学的故乡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敦煌学研究中心。



作者:周大成 责任编辑:韩燕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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